作者介绍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一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进士。六年，试制科，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英宗治平二年（一○六五），除判登闻鼓院，寻试馆职，除直史馆。三年，父洵卒，护丧归蜀。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服除，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权开封府推官。四年，通判杭州。歷知密州、徐州。元丰二年（一○七九），移知湖州，乌臺诗案狱起，贬黄州团练副使。四年，移汝州团练副使。八年春，得请常州居住，十月知登州。寻召除起居舍人。哲宗元祐元年（一○八六）迁中书舍人，改翰林学士。四年，知杭州。六年，除翰林学士承旨，寻知颍州。歷知扬州、定州。绍圣元年（一○九四），贬惠州。四年，再贬儋州。徽宗即位，赦还，提举玉局观。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按：轼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时已入公元一○三七年）。孝宗时謚文忠。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和陶诗》四卷等。《宋史》卷三三八有传。　苏轼诗，卷一至卷四六，以清道光刊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爲底本，卷四七、四八，以清干隆刊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爲底本。校以宋刊半叶十行本《东坡集》《东坡后集》（残，简称集甲）、宋刊半叶十二行本《东坡集》《东坡后集》（残，简称集乙，集甲、集乙合称集本）、宋眉山刊《苏文忠公文集》（残，简称集丙）、宋黄州刊《东坡先生后集》（残，简称集丁），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简称集戊）、宋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残，简称集注）、宋嘉泰刊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残，简称施甲）、宋景定补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简称施乙，施甲、施乙合称施本）、宋黄善夫家塾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简称类甲）、宋泉州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残，简称类乙）、元务本书堂刊《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简称类丙，类甲、类乙、类丙，合称类本）、明成化刊《东坡七集》（简称七集）、明万历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简称外集）、清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简称查注）、清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简称合注）。参校资料一爲金石碑帖和着录金石诗文的专着的有关部分；一爲清人、近人的苏诗校勘批语，其中有何焯所校清康熙刊《施注苏诗》（简称何校），卢文弨、纪昀所校清干隆刊查注（分别简称卢校、纪校），章钰所校缪荃孙覆明成化《东坡七集》（简称章校）。卷四八所收诗篇除《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外，还分别採自《春渚纪闻》、《侯鲭录》等书，亦据所采各书及有关资料进行校勘。新辑集外诗，编爲第四九卷。起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十月，公按：谓苏轼还朝，侍宫师按：谓苏洵自眉山发嘉陵，下夔、巫，十二月至荆州作。

作品评述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其二赏析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