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字太傅。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贾谊的生平

少年有为 破格提拔

　　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荀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失传了。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五年（前183年），贾谊才18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后为汉朝廷尉），是原来秦朝名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吴公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也是很有学问的，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很大的教益。这时，贾谊为了勉励大家学习，传授《春秋左氏传》。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安定，被评定为天下第一。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1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二十一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这使汉文帝非常高兴，在一年之中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议论政事的官员）。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建立二十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进行改革。他的改革建议，是针对汉承秦制而发的。他认为汉朝承袭了秦朝的败俗，废弃礼义，应该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他建议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官名等等。改正朔，就是改变秦以“水”为德，以十月为一年之始这样的历法；易服色，就是改变秦的服色尚黑的制度，主张汉的服色应该尚黄。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但是对贾谊的其他建议，文帝是采纳的。如文帝二年，贾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也就是弃农经商）以及“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在当时符合社会的发展。但是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既定政策，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往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明显。

　　在当时，贾谊还帮助汉文帝修改和订立了许多政策和法令，以及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汉文帝都采纳了。但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实行，还是有阻力的。例如，遣列侯到自己的封地去，实行起来就很困难，很多功臣不愿离开京师。当时丞相陈平已死，功劳最大、权最重的是绛侯周勃，汉文帝让周勃带个头，就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到自己的封地去。这样一来，列侯们才陆续离开京师。由于这个建议是贾谊提出的，这就难免得罪了这些功臣元老。

权贵毁谤 被贬长沙

　　贾谊初到中央政权，短短的时间里就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被破格提拔，真可谓是一帆风顺，少年得志。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十分赏识。于是，就提出让贾谊担任更高的公卿职位，委以重任，并把这个意思交给大臣们讨论。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阻力首先来自功臣显贵们，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周勃原是以织苇薄为生的小手工业者（还兼作吹鼓手），灌婴原是贩布的小商人，他们跟随刘邦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后来又除诸吕立文帝安刘氏再立新功。他们封侯拜相，位高权重；但他们又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钝椎少文”出名。到了文帝朝，他们已经年老，自恃功高，思想守旧，胸襟狭隘。当贾谊这样学识渊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崭露头角时，这些老臣显贵们一方面因他年纪轻资历浅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华出众而心怀妒忌。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这些显贵们平起平坐，他们就难以忍受了。他们就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学识浅薄，一心想专擅权力，要把国家的许多大事搞乱了！”当时文帝即位不久，而周勃、灌婴这些人是先帝的旧臣，权重势大，文帝虽爱贾谊的才能，但也不能违背权贵的意愿而进一步提拔他。

　　当时在贾谊面前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文帝的宠臣佞悻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由于一个极荒唐的原因而得宠于文帝。原来文帝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文帝一觉醒来，非常高兴，就到渐台这个地方，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容貌很象梦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就把他叫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邓通。文帝很高兴，就叫他随侍左右，经常同他一起玩耍，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当时贾谊恰好和邓通一起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但贾谊讨厌这个没有才能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逐渐疏远贾谊。

　　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受到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他想到，绛、灌这些大臣们攻击他，还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功臣宿将，为汉王朝出过大力；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邓通这样的人，他有何德何能？只不过是一个善于阿谀媚上的小人，而自己恰恰是因为文帝听信了这样的佞悻的谗言而遭贬，贾谊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怨气。他想到了爱国诗人屈原，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想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似，就更加怀念屈原。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他写道：……多么不幸啊，遭逢时世不祥。鸾鸟凤凰躲藏奔窜啊，恶鸟高空翱翔。小人显贵啊，谗谀之徒得志猖狂。贤良正直之士处逆境啊，是非颠倒反常。过去有人诬伯夷贪赃啊，反说盗跖廉洁善良；还把利剑当作钝剑啊，却夸铅刀有锋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无故受中伤。国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谁诉说衷肠？凤凰飘然而飞去啊。远离浊世而深藏。

　　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姓（非刘氏）王国，从来是安分守法的王国。贾谊到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吴芮的后代）在位。贾谊当长沙王太傅，事情不多，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学问。长沙虽远离长安，但贾谊以天下事为己任，对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事，给了极大的关注，遇有机会，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就在贾谊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文帝三年，前177年），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绛县）。绛县地属河东郡。绛侯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常常披甲带着亲兵持兵器出迎。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而诬告周勃想谋反。文帝一时糊涂，就把这个案子批给廷尉来办。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关在监狱里，受尽了狱吏的凌辱。后来，因为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周勃辩护，才得到赦免。贾谊在长沙得知此事，为周勃愤愤不平，就给文帝上疏，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文帝提出了批评。文帝也很后悔，感到贾谊说得对，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让他自杀，而不逮捕入狱受刑罚。

　　当时，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又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这样，币制就混乱了。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遍布天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的，文帝怎会禁止呢？而吴王刘濞远在东方，天高皇帝远，又禁止不了。因此，贾谊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只不过增加了邓通对他的忌恨而已。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房里。鵩鸟就是猫头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卑隰，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沦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此时此地，贾谊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居安思危 切中时弊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对于这件事，唐朝诗人李商隐很不以为然，写了一首绝句来抨击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这样小人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虽然这还谈不上升迁。

　　不过，对贾谊来说，他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职务上的升降，而是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么，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成人之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淮南地方虽小，英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忧郁而死 其功不灭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国事为重，为文帝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感到，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为此，贾谊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华山）东地区的忧患了。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就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的。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了，当年他才三十三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如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的正确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就乘机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仅得租税，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国的权力。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从而实际上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这更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贾谊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汉武帝还胜利地进行了对匈奴的战争，抛弃了贾谊引为耻辱的和亲政策。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为了纪念他，就提拔了他的两个孙子为郡守。

　　贾谊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载入史册，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贾谊的思想

贾谊的评价

作品评述

吊屈原赋翻译及注释

翻译
　　贾谊做了长沙王的太傅，已经由于被贬谪离开京城，自己感到很不得意；等到坐船渡过湘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赋来凭吊屈原。屈原是楚国的贤能之臣。遭受谗言的诬陷而被放逐，作了离《离骚》这篇文章，文章的结尾说：“算了罢，国家没有一个正直贤能的人，没有一个人了解我啊”于是就跳到汨罗江自杀了。贾谊我追念感伤这件事情，借此来比喻自己，那文章的词句说：
　　恭敬地承受这美好的恩惠啊，到长沙去做官。途中听说屈原啊，自己沉到汨罗江自杀了。到了这湘江后写一篇文章投到江水中啊，（我）恭敬的凭吊屈原先生，（你）遭受了世间无尽的谗言啊，乃至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唉！唉！遭逢的时代不好啊。鸾鸟凤凰躲避流窜啊，猫头鹰却在高空翱翔。宦官内臣尊贵显耀啊，用谗言奉承阿谀的人能得志；贤才能臣无法立足啊，端方正派的人却郁郁不得志。世人都认为卞随、伯夷恶浊啊，认为盗跖、庄蹻廉洁，（认为）宝剑莫邪粗钝啊，铅质的刀锋利。慨叹抱负无法施展，屈原你无故遇祸啊！这就好比是抛弃了周鼎，而把瓦盆当成了宝物啊；乘坐、驾驶疲牛，使跛驴作骖啊，反让骏马吃力的去拖盐车啊；帽冠低居在下，鞋履反高高再上；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是不会长久的。慨叹先生你真不幸啊，竟遭遇到这样的祸难！”
　　总之：算了吧！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人了解我啊，一个人独自忧愁抑郁能够和谁说呢？凤凰飘飘然向高处飞去啊，自己本来就打算远走高飞。效法深渊中的神龙啊，深深地潜藏在渊底来保护自己；弃离了蟂獭去隐居啊，怎么能够跟从蛤蟆与水蛭、蚯蚓？我所认为珍贵的东西是圣人的神明德行啊，要远离污浊的世界而自己隐居起来；假使骐骥也能够被束缚而受羁绊啊，怎么能够说与狗和羊有分别呢？盘桓在这样混乱的世上遭受祸难啊，也是您的原因。无论到哪里都能辅佐君主啊，又何必留恋国都呢？凤凰在千仞的高空翱翔啊，看到人君道德闪耀出的光辉才降落下来；看到德行卑鄙的人显出的危险征兆啊，就远远的高飞而去。那窄窄的小水沟啊，怎么能够容下吞舟的巨鱼？横行江湖的鳣鱼、鲸鱼，（出水后）也将受制于蝼蚁。

注释
[1]此赋是贾谊赴长沙王太傅任途中，经过湘水时所作。屈原自沉于湘水支流汨罗江，贾谊触景生情，作此凭吊屈原同时亦以自伤。
[2]长沙王：指西汉长沙王吴芮的玄孙吴差。太傅：官名，对诸侯王行监护之责。谪（zhé）：贬官。
[3]湘水：在今湖南境内，注入洞庭湖。贾谊由京都长安赴长沙必渡湘水。
[4]《离骚》赋：楚辞既称辞也称赋。
[5]汨罗：水名，湘水支流，在今湖南岳阳市境内。
[6]因自喻：借以自比。
[7]恭承：敬受。嘉惠：美好的恩惠，指文帝的任命。俟罪：待罪，这里是谦词。
[8]侧闻：谦词，说不是正面听到，尊敬的说法。
[9]造：到。讬（tuō）：同“托”，寄托。先生：指屈原，古人单称先生而不称名，表示尊敬。
[10]罔极：没有准则。殒（yǔn）：殁，死亡。厥：其，指屈原。
[11]不祥：不幸。
[12]伏窜：潜伏，躲藏。鸱枭：猫头鹰一类的鸟，古人认为是不吉祥的鸟，此喻小人。翱翔：比喻得志升迁。
[13]闒（tà）：小门。茸：小草。
[14]逆曳：被倒着拖拉，指不被重用。倒植：倒立，指本应居高位反居下位。
[15]随：卞随，商代的贤士。夷：伯夷。二者都是古贤人的代表。溷（hún）：混浊。跖：春秋时鲁国人，传说他是大盗。蹻（jué）：庄蹻，战国时楚国将领，庄蹻接受楚顷襄王之命开辟云南，后来退路被秦国斩断，他回不来就在云南做了王，客观上背叛了楚国。传说中这两个人成为“坏人”的代表。
[16]莫邪[yé]：古代宝剑名。铅刀：软而钝的刀。铦（xiān）：锋利。
[17]默默：不得志的样子。生：指屈原。无故：《文选》注谓“无故遇此祸也”。
[18]斡（wò）：旋转。斡弃：抛弃。周鼎：比喻栋梁之材。康瓠（hù）：瓦罐，比喻庸才。
[19]腾驾：驾驭。罢（pí）：．疲惫。骖：古代四马驾一车，中间的两匹叫服，两边的叫骖。蹇：跛脚。
[20]服：驾。《战国策·楚策》：“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中坂纤延，负辕不能上。”骥是骏马，用骏马来拉盐车，比喻糟蹋有才能的人。
[21]章甫：古代的一种礼帽。荐：垫。履：鞋。章甫荐履：用礼貌来垫鞋子。渐：逐渐，这里指时间短暂。
[22]离：通“罹”，遭遇。咎：灾祸。
[23]讯曰：告曰。相当于《楚辞》的“乱曰”。
[24]巳矣：“算了吧”之意。
[25]壹郁：同“抑郁”。
[26]漂漂：同“飘飘”，飞翔貌。高逝：飞得高高的。自引：自己升高。
[27]袭：效法。九渊：九重渊，深渊。沕（wù）：深潜的样子。
[28]偭（miǎn）：面向。蟂獭（xiāotǎ）：水獭一类的动物。从：跟随。虾（há）：蛤蟆。蛭（zhì）：水蛭，蚂蟥一类。螾：同“蚓”，蚯蚓。这两句是说面向蟂獭一类动物隐居，不与蛤蟆、水蛭、蚯蚓一类小虫为伍。
[29]系：用绳系住。羁：用络头络住。这两句的意思是能够停留的地方就停留，就像犬、羊哪样。
[30]般：久。纷纷：乱纷纷的样子。尤：祸患。夫子：指屈原。意思是说屈原自己该走不走，长久停留在那乱纷纷的地方，怎么不会遭祸呢。
[31]历：走遍。相：考察。此都：指楚国都城郢。这是贾谊为屈原提的建议，要他到处走一走，看到有贤君才停下来帮助他。
[32]千仞：极言其高。仞，七尺为一仞。览：看到。德辉：指君主道德的光辉。
[33]细德：细末之德，指品德低下的国君。险征：危险的征兆。曾击：高翔。曾，高飞的样子。去：离开。
[34]污渎：污水沟。
[35]鱣（zhān）：鲟一类的大鱼。鲸：鲸鱼。固：本来。《庄子·庚桑楚》：“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蝼蚁苦之。”

吊屈原赋鉴赏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吊。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免”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

吊屈原赋创作背景

　　这篇《吊屈原赋》，是贾谊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受毁谤与排挤，在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以后所作。作者认为自己政治上的遭遇同屈原相似，因而赋中不但慨叹屈原生前的不幸，对他寄以极大的同情；同时，也以屈原坎坷的一生作自喻，揭露了统治者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抒发了自己不受重 用的不平和不甘屈服的心情。既是吊古，也是伤今。

　　公元前221年，历史进入了大一统的秦汉时代。这一时期，先秦诸子百家思想逐渐糅合，儒学独尊地位最初确立，汉赋和史学成就突出，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道教逐渐形成。在这一种新的文化格局之中，长沙的汉代文化发射出令人眩目的光辉，这里拥有着贾谊、张仲景等一批文化巨人，丝织、漆器等工艺美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贾谊18岁即以能“诵诗属书”而著名于郡中，经太守吴廷尉的引荐，被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即赴任太中大夫。贾谊希图革新政治，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一系列建议，受到汉文帝的赏识，一度欲提拔他任公卿之位，但遭到周勃、邓通等将相大臣的诋毁，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终于未受重用。公元前176年，贾谊被调出京城，改任长沙王太傅。于是，在屈原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走向长沙。

　　长沙，在当时中原人的眼中是一个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而诸侯王太博这个职位只对诸侯王负有辅导之责，并没有处理实际政事的权力，所以，贾谊怀着忧郁的心情缓缓南下。当他来到湘江边上时，屈原投江自沉的情景不由在脑海中展现开来。距当时100余年前，忠洁不阿的屈原受谗流放该地，此时自己也遭诬陷谪遣长沙，这是非常相似的境遇。贾谊触景感慨，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