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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铜仙人辞汉歌》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
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
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作者介绍

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輙就,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率为常。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诗尚奇诡,绝去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仕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诗四卷,外集一卷,今编诗五卷。

作品评述

金铜仙人辞汉歌翻译及注释

翻译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里埋葬的刘郎,好像秋风过客匆匆而逝。
夜里曾听到他的神马嘶鸣,天亮却杳无踪迹。
画栏旁边棵棵桂树,依然散发着深秋的香气。
长安城的三十六宫,如今却是一片苔藓碧绿。
魏国官员驱车载运铜人,直向千里外的异地。
刚刚走出长安东门,寒风直射铜人的眼珠里。
只有那朝夕相处的汉月,伴随铜人走出官邸。
怀念起往日的君主,铜人流下如铅水的泪滴。
枯衰的兰草为远客送别,在通向咸阳的古道。
上天如果有感情,也会因为悲伤而变得衰老。
独出长安的盘儿,在荒凉的月色下孤独影渺。
眼看着长安渐渐远去,渭水波声也越来越小。

注释
⑴魏明帝:名曹叡,曹操之孙。青龙元年:旧本又作九年,然魏青龙无九年,显误。元年亦与史不符,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公元237年(魏青龙五年)旧历三月改元为景初元年,徙长安铜人承露盘即在这一年。
⑵宫官:指宦官。牵车:一作“舝车”。舝,同“辖”,车轴头。这里是驾驶的意思。捧露盘仙人:王琦注引《三辅黄图》:“神明台,武帝造,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⑶潸然泪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铜人)或泣,因留于霸城。”
⑷唐诸王孙:李贺是唐宗室之后,故称“唐诸王孙”。
⑸茂陵:汉武帝刘彻的陵墓,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刘郎:指汉武帝。秋风客:犹言悲秋之人。汉武帝曾作《秋风辞》,有句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⑹“夜闻”句:传说汉武帝的魂魄出入汉宫,有人曾在夜中听到他坐骑的嘶鸣。
⑺桂树悬秋香:八月景象。秋香:指桂花的芳香。
⑻三十六宫:张衡《西京赋》:“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土花:苔藓。
⑼舝:一作“牵”。千里:言长安汉宫到洛阳魏宫路途之远。
⑽东关:车出长安东门,故云东关。酸风:令人心酸落泪之风。
⑾将:与,伴随。汉月:汉朝时的明月。
⑿君:指汉家君主,特指汉武帝刘彻。铅水:比喻铜人所落的眼泪,含有心情沉重的意思。
⒀衰兰送客:秋兰已老,故称衰兰。客指铜人。咸阳:秦都城名,汉改为渭城县,离长安不远。咸阳道:此指长安城外的道路。
⒁“天若”句:意谓面对如此兴亡盛衰的变化,天若有情,也会因常常伤感而衰老。
⒂独出:一说应作“独去”。
⒃渭城:秦都咸阳,汉改为渭城县,此代指长安。波声:指渭水的波涛声。渭城在渭水北岸。

金铜仙人辞汉歌赏析

  《金铜仙人辞汉歌》诗中的金铜仙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此诗所抒发的是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

  诗共十二句,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久。汉武帝当日炼丹求仙,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天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四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铜仙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为“客”,表现了李贺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精神。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化手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的酸苦惨凄情态,亡国之痛和移徙之悲跃然纸上。特别是“酸”、“射”两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揉和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末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因愁苦而“衰”);“天若”一语,设想奇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双”;末联进一步描述了金铜仙人恨别伤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至深。

  “夜闻”句承上启下,用夸张的手法显示生命短暂,世事无常。它是上句的补充,使“秋风客”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也为下句展示悲凉幽冷的环境气氛作了必要的铺垫。汉武帝在世时,宫殿内外,车马喧阗。此时物是人非,画栏内高大的桂树依旧花繁叶茂,香气飘逸,三十六宫却早空空如也,惨绿色的苔藓布满各处,荒凉冷落的面貌令人目不忍睹。

  以上所写是金铜仙人的“观感”。金铜仙人是汉武帝建造的,矗立在神明台上,“高二十丈,大十围”(《三辅故事》),异常雄伟。公元233年(魏明帝景初元年),它被拆离汉宫,运往洛阳,后因“重不可致”,而被留在霸城。习凿齿《汉晋春秋》说:“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即铜人)或泣,因留霸城。”李贺故意去掉史书上“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三国志》注引《魏略》)的情节,而将“金狄或泣”的神奇传说加以发挥,并在金铜仙人身上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物和人、历史和现实便融为一体,从而幻化出美丽动人的艺术境界来。

  中间四句用拟人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时的凄婉情态。金铜仙人是刘汉王朝由昌盛到衰亡的“见证人”,眼前发生的沧桑巨变早已使他感慨万端,神惨色凄。而自己又被魏官强行拆离汉宫,此时此刻,兴亡的感触和离别的情怀一齐涌上心头。“魏官”二句,从客观上烘托金铜人依依不忍离去的心情。“指千里”言道路遥远。从长安迁往洛阳,千里迢迢,远行之苦加上远离之悲,实在教人不堪忍受。“东关”句言气候恶劣。此时关东霜风凄紧,直射眸子,不仅眼为之“酸”,亦且心为之“酸”。它含有“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的意味,表现出对汉宫、对长安的深切依恋之情。句中“酸”、“射”二字,新奇巧妙而又浑厚凝重。特别是“酸”字,通过金铜仙人的主观感受,把彼时彼地风的尖利、寒冷、惨烈等情形,生动地显现出来。这里,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已完全揉合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诗人时而正面摹写铜人的神态,时而又从侧面落笔,描绘铜人四周的景物,给它们涂上一层忧伤的色调。两种手法交互运用,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幻多姿,而又始终围绕着一个“愁”字,于参差中见整饬,色调统一,题旨鲜明。“魏官”二句,侧重描写客体,“空将”二句则改写主体,用第一人称,直接抒发金铜仙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在魏官的驱使下离别汉宫,作千里之行。伴随着“我”的唯有天上旧时的明月而已。事情发生在三国时期而称月为“汉月”,它抒发的是一种怀旧的感情,正如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所诠释的:“因革之间,万象为之一变,而月体始终不变,仍似旧时,故称‘汉月’。”金铜仙人亲身感受过武帝的爱抚,亲眼看到过当日繁荣昌盛的景象。对于故主,他十分怀念,对于故宫,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此刻坐在魏官牵引的车子上,渐行渐远,眼前熟悉而又荒凉的宫殿即将隐匿不见,抚今忆昔,不禁潸然泪下。“忆君”句中“泪如铅水”,比喻奇妙非凡,绘声绘色地写出了金铜仙人当时悲痛的形容——泪水涔涔,落地有声。这种感怀旧事、恨别伤离的神情与人无异,是“人性”的表现,而“铅水”一词又与铜人的身份相适应,婉曲地显示了他的“物性”。这些巧妙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塑造出金铜仙人这样一个物而人、物而神,独一无二,奇特而又生动的艺术形象来。

  末四句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此番离去,正值月冷风凄,城外的“咸阳道”和城内的“三十六宫”一样,呈现出一派萧瑟悲凉的景象。这时送客的唯有路边的“衰兰”,而同行的旧时相识也只有手中的承露盘而已。“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兰花之所以衰枯,不只因为秋风肃杀,对它无情摧残,更是愁苦的情怀直接造成。这里用衰兰的愁映衬金铜仙人的愁,亦即作者本人的愁,它比《开愁歌》中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更加婉曲,也更为新奇。

  兰花的衰枯是情使之然。凡是有情之物都会衰老枯谢。别看苍天日出月没,光景常新,终古不变。假若它有情的话,也照样会衰老。“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一句设想奇伟,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对”。它有力地烘托了金铜仙人(实即作者自己)艰难的处境和凄苦的情怀,意境辽阔高远,感情执着深沉,真是千古名句。

  尾联进一步描述金铜仙人恨别伤离的情绪。他不忍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故都越来越远。这时,望着天空中荒凉的月色,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渭水流淌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渭城”句从对面落笔,用“波声小”反衬出铜人渐渐远去的身影。一方面波声渺远,另一方面,道阻且长。它借助于事物的声音和形态,委婉而深沉地表现出金铜仙人“思悠悠,恨悠悠”的离别情怀,而这正是当日诗人在仕进无望、被迫离开长安时的心境。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怨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峻难平的表现。遣词造句奇峭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饬绵密。这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诸美同臻的诗作,在李贺的集子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

金铜仙人辞汉歌创作背景

  据朱自清《李贺年谱》推测,这首诗大约是公元813年(唐元和八年),李贺因病辞去奉礼郎职务,由京赴洛,途中所作。其时,诗人“百感交并,故作非非想,寄其悲于金铜仙人耳”。

  此诗写作时间距公元907年唐王朝的覆灭尚有九十余年,诗人产生兴亡之感的原因,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诗人的境遇来理解、体味。自从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末年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唐宪宗虽号称“中兴之主”,但实际上他在位期间,藩镇叛乱此伏彼起,西北边陲烽火屡惊,国土沦丧,疮痍满目,民不聊生。诗人那“唐诸王孙”的贵族之家也早已没落衰微。面对这严酷的现实,诗人的心情很不平静,急盼着建立功业,重振国威,同时光耀门楣,恢复宗室的地位。却不料进京以后,到处碰壁,仕进无望,报国无门,最后不得不含愤离去。此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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